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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关注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系统重要性监管框架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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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关注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系统重要性监管框架正在形成

12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2020年新加坡金融科技节上表示关注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

继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之后,这是监管机构首次明确指出金融科技领域“大而不能倒”问题。

此前,为有效解决“大而不能倒”问题,监管已先后发布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金融控股公司等监管文件,从而构建了对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框架。

近期,监管密集传达对金融科技的态度。郭树清在“十四五”规划《建议》辅导读本中撰文称,承诺低风险高收益就是诈骗,要对金融科技巨头,采取特殊的创新监管办法。

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

郭树清指出,少数科技公司在小额支付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涉及广大公众利益,具备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的特征。一些大型科技公司涉足各类金融和科技领域,跨界混业经营。必须关注这些机构风险的复杂性和外溢性,及时精准拆弹,消除新的系统性风险隐患。

以移动支付为代表的小额支付市场发展迅速。根据央行披露数据,2020年三季度,银行共处理移动支付业务344.95亿笔,金额116.7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48%和35.57%;非银行支付机构处理网络支付业务132345.00亿笔,金额78.96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2.65%和23.38%。网联平台处理业务1561.22亿笔,金额97.2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3.82%和40.87%。日均处理业务16.97亿笔,金额1.06万亿元。

郭树清指出,中国金融科技应用整体上在法律规范和风险监管等方面是“摸着石头过河”,遇到过不少问题,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

例如,规范第三方支付平台投资功能。过去一段时期里,一些第三方支付公司对客户网络购物备付金附加投资理财功能。投资收益远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而且可以随时赎回,对银行存款和正常资管市场带来很大冲击。这种投资方式类似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但没有受到同等性质的监管,存在违法违规,包括洗钱等隐患。现在,第三方支付公司已将备付金统一缴存至央行,附加的投资理财产品回归货币基金本源。

再如,推动互联网金融机构审慎经营。一些互联网金融机构通过各类消费场景,过度营销贷款或类信用卡透支等金融产品,诱导过度消费。有的机构甚至给缺乏还款能力的学生过度放贷,出现违约之后进行强制性催收,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对此,坚持对同类业务统一监管标准,坚决制止监管套利。

另外,弥补数据隐私保护制度漏洞。一些科技公司利用市场优势,过度采集、使用企业和个人数据,甚至盗卖数据。这些行为没有得到用户充分授权,严重侵犯企业利益和个人隐私。为此,《民法典》明确了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国家层面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监管部门正在研究制定金融数据安全保护条例,构建更加有效的保护机制,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

系统重要性机构监管框架

为有效解决“大而不能倒”问题,我国已先后在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等领域建立监管框架,业内预期金融科技领域将会实现全覆盖。

有业内人士认为,所谓“大而不能倒”,一般是指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金融基础设施等。

对于前者,12月3日,为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建立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与识别机制,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发布了《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此外,今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银保监会起草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办法》。

今年11月11日,金融稳定委员会公布最新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摩根大通、花旗集团、汇丰控股并列全球三大最具系统重要性银行。我国四大行名列G-SIB名单,中国建设银行由1档上升到2档,与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并列2档。根据相关规定,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在监管资本以外,持有更多的具有次级属性、可通过减记或转股等方式吸收损失的债务工具,为抵御风险准备更厚的缓冲。我国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最迟须从2025年起分阶段满足TLAC要求。

对于后者,早在今年3月,央行、发改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统筹监管金融基础设施工作方案》提到,中国金融基础设施统筹监管范围包括金融资产登记托管系统、清算结算系统、交易设施、交易报告库、重要支付系统、基础征信系统等6类设施及其运营机构。

今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了《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于今年11月1日开始施行,以并表为基础,按照全面、持续、穿透的原则,对非金融企业投资控股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依法准入并实施监管,规范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行为。

有业内人士表示,在所有金融业务都要纳入监管的趋势下,金融科技与传统金融机构的监管要求也有望站在同一起跑线,未来比拼的是在合规的基础上,通过创新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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