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退民进陈志武的鼓与呼

国退民进：陈志武的鼓与呼

国退民进：陈志武的鼓与呼 更新时间：2011-4-17 15:17:39 　　张昊

回过头来读一年前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在本报发表的《我为什么主张“国退民进”》一文，依然是正合时宜，陈先生在中西方经济体系之间游走时的那种自如令人钦佩。

他不是一个故弄玄虚的人，多年来一直执着地“纠结”于国富和民富、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这在国内浮躁的经济学界并不多见。

其实他2008年就开始关注“国进民退”这个经济现象，但选择在2009年这个节点开始大规模地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国退民进论”，他也有自己的考虑。那时各国刚刚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开始反思经济在一个国家形态中的作用。尤其是中国，随着四万亿元资金的振兴计划和“十大振兴产业规划”的逐步落实，经济结构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转型，甚至有倒退的可能。

但陈先生在那时提出“国退民进”却招致了很多非议，因为国家政权的干预使得金融危机得到解决，这让很多人开始怀疑市场化的价值。

“问题恰恰来源于那次全球经济危机。危机之后，自满占据上风，人们变得过于自信，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不可能不持续，风水轮流转已经转到中国了。结果，在金融危机之前打算进行的许多基本制度改革被放弃，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国企产权改革、财政民主改革、税权宪政制衡机制改革，危机之后都被放弃。决策层、知识界和业界普遍认为没必要改变之前的体制，没必要改变那时已经势不可挡的‘国进民退’潮流，他们觉得正是那种政府严格管制、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体制才使中国经济不仅快速增长三十年，而且给其以极高的抵抗危机冲击的能力。”

正是如此，“2009年之后改革动力快速退化。‘国富民穷’局面继续恶化。这并不奇怪，因为在金融危机期间，一方面政府几万亿的‘铁公基’项目主要由大中型国企承接，另一方面2009年的数万亿‘天量信贷’也主要流向国企，民企中顶多只有大型民企得到一些，而数千万家中小民企得不到，这使原来一直就有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雪上加霜。就这样，国企资源雄厚，在各行业出击，众多民企被挤出，停业关门。但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金融资源与国家政策的歧视所致，而是得出‘民企靠不住，只能靠国企’这样的结论。”

他试图用历史来验证自己的观点。在《美国往事――穷政府加公债催生民主法治》中，陈先生描述了独立战争期间美国金融体系和宪政体系雏形的建立，得出了“财富在政府与民间之间的配置结构决定民主法治的机会”的结论。而在《我为什么主张“国退民进”》中，他又通过英国在16世纪宪政和皇权的反复，进一步阐述了“国有制之下没有真正的平等竞争和法治”。

他并不是空想，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药方”。“让国有企业要么民营化，要么通过民营发展的方式让老百姓直接分享它们的收益，然后由老百姓投票来决定国有企业管理权的归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成立32只国民权益基金，把国有资产都融入进去,然后把全国的国民权益基金按照13亿人口的比例全部分配下去，地方的国民权益基金按照‘当地的居民多分，外来的居民少分’的原则也均分下去。这样最能规避现在没有办法保证透明公正公平的制度环境。”

而在“十二五”规划出台之时，他依然把国有资产和国有股权的民营化作为重中之重。“目前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还是对投资过度依赖。所有问题的解决必须以权力下放为前提，所有权，从债主收益回归到个人家庭，老百姓。经济决策权也应该从债主手里下放到社会，下放到消费者层面。每个公民大致有两部分收入，一部分是劳动收入，另外是资产收入。而在国有经济为主的经济体系中，老百姓无法享受到第二个渠道带来的好处，政府代替百姓享受了资产的增值。”“归根结底，只要国有经济唱主角的局面不改变，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就不可能改变，从国富转变为民富也只能是一种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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