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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接力三十载 荒漠变“林海”——新疆柯柯牙的“绿色涅槃”之路2、文化中国行|千年工匠技艺“讲述”古人建筑智慧3、决战云岭山水间——云南“战贫”影像志

接力三十载 荒漠变“林海”——新疆柯柯牙的“绿色涅槃”之路

新华社乌鲁木齐10月10日电 题:接力三十载 荒漠变“林海”——新疆柯柯牙的“绿色涅槃”之路

新华社记者黎大东、何军、杜刚、何奕萍

在世界第二大流动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边,一条逾百万亩的人工林带傲然挺立。

这条林带就是柯柯牙荒漠绿化工程。它是新疆阿克苏黄沙漫漫和碧波万顷的分界岭。

1986年,为改变恶劣的自然条件,阿克苏启动柯柯牙绿化工程。30年间,各族干部群众携手奋斗,曾是沙尘暴策源地的柯柯牙绿树成荫;并以此为原点,在南疆戈壁荒滩上孕育出百万亩的“绿海”。

30多年来,阿克苏打造出“人走政不息”的样本,使绿色发展理念成为几代人的广泛共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柯柯牙精神,已融入各族儿女血液中;“以林养林”“边绿化边脱贫”的绿化、脱贫方式,给其他荒漠地区贡献了“柯柯牙智慧”。

大志向:誓将戈壁变林海

生于大漠边,长于绿洲中,77岁的护林员艾力·苏来曼退休后选择住在自己养护的林子中。他每日在林带散步时,喜欢不时抚摸树干,“几十年前,我没想到柯柯牙可以住人。”

柯柯牙紧挨阿克苏市。当地老人回忆,从记事起这里就是一片戈壁荒滩,是整个阿克苏地区沙尘暴的策源地,每年沙尘天气超过100天;冬春时节,狂风裹挟着黄沙,从柯柯牙方向劈头盖脸地打来,天地浑浊一片,白天也要开灯,人根本出不了门。

艾力·苏来曼说,“除了忍,就是逃”。

祖辈们不是没有抗争。温宿县《乡土志》记载:清末的温宿王在柯柯牙聘请吐鲁番工匠前来开凿坎儿井,引地下水,垦田造林,却因耗资甚巨,无法负担而作罢;新中国成立前,也曾在此挖了许多坎儿井,结果不见水出,宣告失败;20世纪60年代,有过将阿克苏城区的多浪渠水引至此的设想,可终因引水位置不对,工程废弃。

但是,阿克苏人不信命。

1985年,时任阿克苏地委书记颉富平同林业、水利、交通等部门负责人沟通后,决定举全力改变柯柯牙荒漠化状态。次年,阿克苏便成立了柯柯牙荒漠绿化指挥部。

当时,作为林场护林工的艾力·苏来曼想:“在柯柯牙种树,和沙子里养鱼有什么区别?”

“年年种树不见树,春天种了秋天当柴火”“劳民伤财”……不少百姓、干部对在柯柯牙种树前景感到悲观。

时任阿克苏地区林业处处长毕可显带人到柯柯牙多次调研,取到了58个剖面的土样,全是沙土、沙壤土、黏土、重黏土、盐碱土,盐碱含量最高的地方达到5.58%,但国家规定的造林标准是不能超过1%;而且,柯柯牙沟壑纵横,有的地方落差十几米,土质要么坚硬如砖,要么极其松软,有的地方处在风口,大风袭来,树苗立都立不住。更可怕的是,种树最需要的水源,离得很远很远。

有人劝毕可显:“你何苦冒这么大的风险呢,万一树种不活,群众该怎么骂你?”这位在林业战线上工作了30多年的老行家说:“我就是见不得光秃秃的地,为了能把卡坡变绿,为了我们下一代有个美好的环境,我甘愿冒这个风险。”

大决战:亘古戈壁创奇迹

1986年4月,一支由250多人组成的修渠队伍进入柯柯牙。

时任柯柯牙荒漠绿化指挥部副部长、阿克苏地委副秘书长何俊英回忆,黄风呼啸中,施工人员的嘴唇起了一层皮,很多人的嘴巴、鼻子流了血。

工人们生火做饭,一次次被风吹灭;好不容易烧好一锅饭,又刮进一层沙。

就是这么一群人,在黄土中拼搏,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一条长16.8千米、配有505座桥涵、闸等水利设施的防渗干渠修成了。

水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是修路。树苗和人要上到柯柯牙,必须先修路。

修路先得压路基,柯柯牙盐碱量大,见了水就凝成粘泥巴,半米深的黄土层完全靠洒水车压。但洒水车出来时,四个轮子被稀泥死死缠住,无法动弹,只好用拖拉机拉拽。

在沉结了几千年的黄土上平整土地,推土机来来回回只能划下几道白印。8台推土机,坏了7台。

指挥部和武警支队商议后决定以爆破“攻关”。

“轰隆隆……”一阵阵炮声在荒原上传开。有的地方即使用炸药炸,也只能炸开脸盆大的口子。工程没法进展了。

技术人员又想到用抽水泡地的办法,泡一晚,渗透土地5厘米,再接着泡;有的地方泡不了水,人们只能用铁锨、锤子一点点往下砸,跪在地上用十字镐一点点往下挖。

何俊英清晰记得,人们的手起了血泡,汗湿透了全身,有的年轻小伙子疼得掉下了眼泪。

土地平整了,但还不能种树,需压碱改善土质。指挥部决定因地制宜对土壤进行改良。除了从农田拉良土外,根据土壤盐碱含量不同,或用渠水冲浇盐碱,或直接开沟挖渠排水压碱,甚至尝试结合种植水稻改良土壤。

终于,可以种树了!

公务员、教师、学生、医生、护士、武警官兵都行动起来了。几乎每个阿克苏人都有到柯柯牙植树的记忆。夫妻共栽一棵树,父子同抬一桶水,新兵栽下建疆树……

50多岁的赖清说,从她20岁至今,每年都要种树,最开始的几年,首先要挖一个能埋进半个成人深的大坑,再用一层肥料一层土填埋,小树苗才有可能成活,“现在晚上还做梦挖坑呢,全身疼啊。”

志愿兵赵湍娃得知部队要参加柯柯牙绿化工程的消息,主动放弃回家结婚的打算,写信说服未婚妻从陕西老家赶到阿克苏,在柯柯牙工地上举行了“特殊婚礼”,新婚夫妇携手为柯柯牙中下了第一棵爱情树。10年后,他们带上孩子回到绿树成荫、果实累累的柯柯牙,全家又种下了一棵“希望树”。

在柯柯牙,养活一棵树不容易。

依马木·麦麦提是柯柯牙林管站第一任站长。“大家那么辛苦地义务挖坑、种树,我们如果照顾不好树,不成罪人了?树活了,我走路才能把头抬起来。”他说。

依马木·麦麦提回忆,林管站的干部职工有的连续几天不回家,一直盯着水灌到每一棵树下,太累了就蜷缩在树下眯一会。在大家的精心呵护下,1987年到1989年,柯柯牙树的成活率就达到了87.5%,超过既定目标。

如今,柯柯牙林管站最早的38名干部职工,有的因病离世,大部分人患有严重的风湿疾病,阴雨天苦不堪言。

艾力·苏来曼说,栽种树苗的沟渠土质松软,一灌水,非常容易被冲毁。一个夜晚,沟渠被冲毁,他毫不犹豫直接躺在被冲毁处,另一个同事用坎土曼(锄头)迅速把土沿着他的身体夯实,水渠才得以修补。

艾力·苏来曼原本有机会住进城里,但他还是和家人一块守在柯柯牙。老人用颤颤巍巍的手,从箱底拿出几张奖状,这是当时的林业部门颁发的优秀员工奖。

“这一辈子,能留下的除了这些树,就这几张奖状了。”老人欣慰地说。

阿克苏地区林业局统计,柯柯牙荒漠绿化工程从1986年开始实施到2015年结束,前后整整30年,历经7位地委书记,参与义务植树人员达到340万人次,造林共计115.3万亩,累计栽植树木1337万株。

亘古荒漠戈壁,林海万顷,生机盎然。

1996年,柯柯牙被联合国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列为“全球500佳境”之一。

大变迁:绿色带富农牧民

“在戈壁滩上植树成本高,后期维护的花费更大,等中央拨款或光靠地方财政资金不是长久之计。”阿克苏地委书记窦万贵认为,要让生态建设的成果延续下去,必须调动民间力量,鼓励全民参与绿化,并享受绿化带来的经济收益。

他介绍,以林养林,就是合理调整绿化造林结构,结合南疆的光热资源,在防护林中间套种苹果、核桃、红枣等一批经济林。政府先期投入开发种植,然后用最优惠的政策承包给农民来管护,收益归承包户所有。

这样,政府减轻了负担,农民也在生态建设中实现脱贫致富。

甘永军是“以林养林”的受益者之一。1989年,他从北疆的木垒县到柯柯牙承包果园,政府提供了免费的苗木、土地和水。如今,他的20多亩果园年收入超过30万元,在市里买了楼房,开上了轿车。10年前,甘永军还在果园开起了第一个农家乐,带动周边100多户果农经营起了自家庭院。这些农家乐,成为阿克苏市民休闲时的好去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以林养林”模式逐步成熟起来。柯柯牙115.3万亩的荒漠绿化工程中,80%是经济林,15%是防护林,5%是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项目。

林果业发展还给易地扶贫搬迁的农牧民提供了机会。2014年,贫困户迪里拜尔从天山深处搬到柯柯牙管理区拱拜孜新村,当地政府给她家无偿提供了8亩核桃园,核桃成熟前,她在家门口一家果业公司打工,每月有3000元的收入,“现在钱多了,孩子今后也能上更好的学校了。”迪里拜尔说。

现在,塔里木盆地的大果盘甜蜜了整个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地区林业局统计,2017年,阿克苏地区林果面积稳定在450万亩,产量221.5万吨,产值达130.7亿元。

毗邻柯柯牙林的温宿县如今成了全国闻名的林果大县。去年,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5000元,林果业占比达7成以上。目前,阿克苏还大力推进林果业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建成林果企业140多家,提供了一大批就业岗位。

当地一名干部说,阿克苏刚开始种果树时,大家都没想到,这里能成为新疆林果的主产区,阿克苏苹果成为继吐鲁番葡萄、哈密瓜之后的新疆新名片。

大改善:“灾源”变成“幸福源”

在柯柯牙绿化工程纪念馆,一个红色的账本十分显眼,上面记录着1986年以来历届党委政府任期内在柯柯牙的绿化面积。30年来,绿化面积有多有少,但从未间断过。

2015年,继柯柯牙荒漠绿化工程后,阿克苏河流域、渭干河流域、空台里克区域“三个百万亩”生态治理项目陆续开始,包含防洪堤、交通路网、水利灌溉、荒地造林、退耕还林、林果业提质增效等工程,以全面推进生态系统修复与保护。

目前,阿克苏河流域126.33万亩生态治理工程已全部完工,渭干河流域107万亩生态工程将于今年秋季完工,空台里克区域生态治理工程今年春季已完成植树造林6万亩。三项工程按计划到2020年完工后,受益人口超过百万。

谈到两河百万亩生态工程,阿克苏市依干其乡托万克巴里当村果农吾斯曼·斯马依深有体会:“过去树少,每到香梨挂果的时候,大风和沙尘暴让树上的香梨掉很多,影响产量和收入。现在环境好了,收入也有了保证。”

作为阿克苏河的一部分,7.6公里的多浪河流经阿克苏市。36岁的努尔麦麦提清晰记得,10年前,他家还住在多浪河边的平房中,“河水五颜六色,特别臭。”

自2006年起至今,阿克苏市陆续开展三期多浪河景观工程建设,前两期已完成,第三期正在施工。

10余年间,河道拓宽了、活水引来了,沿河两岸种满了树,主题公园、文化广场建起来了。夏日的晚上,人们纷纷来此骑行、散步。

2016年,多浪河建起了一座游乐公园,努尔麦麦提在园中浇水、锄草,甚至学会了开船,每个月有3000元收入。“要不是改造多浪河,我们就不会有现在的工作,可能还住在没厕所的平房里”。

与30多年前进军柯柯牙不同,这三个百万亩生态工程不再单纯依靠人力,机械化、科技化程度越来越高。

如今,阿克苏农区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盐碱化现象得到明显缓解,城区风沙危害明显下降。据阿克苏地区气象部门统计,阿克苏沙尘天气由1985年的近100天减少至目前的29天。国土森林覆盖率,也由3.35%增加到6.8%,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35.46%。生态环境的改善为地区经济稳步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提供了良好保障。

行走在阿克苏市、温宿县城、库车县城等地,从中心路口到小区角落,几乎处处见绿意。

“阿克苏从荒芜到繁荣,幸福源自柯柯牙。”当地人说。

文化中国行|千年工匠技艺“讲述”古人建筑智慧

央视网消息:我国是地震灾害多发国家,每次强震来袭,很多建筑毁于一旦。而在天津蓟州区,一座有着千年高寿的我国最古老的木阁楼,历经28次强震依然傲然挺立,展现着唐辽建筑遗风。

步入天津蓟州区古城,一座高大宏伟的木制阁楼直入眼帘,这就是独乐寺的观音阁。1932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第一次见到独乐寺,就发出“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罕有之宝物也”的感叹。在实地考察测绘基础上,梁思成写出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用科学方法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也第一次把独乐寺介绍给了全世界。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丁垚介绍,独乐寺观音阁是梁思成先生发现以后,公认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木造的楼阁。90多年过去了,如果单单说一组建筑、雕塑、绘画整个艺术作品,没有能比得上观音阁的。梁先生说,观音阁是实现了精神和物质高度调和的伟大作品。

独乐寺观音阁始建于隋唐,重建于辽统和二年,在此已经矗立了1040年。内有我国现存最高的彩色泥塑站像,还有元代绘制、明代重描的壁画珍品。1961年,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此精美的建筑,历代朝廷也都把它视为珍品,乾隆皇帝干脆把行宫建到了观音阁的旁边,每次路过都来瞻礼、上香。

天津市蓟州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宋淑云介绍,这儿流传一个传说,乾隆皇帝在行宫内午睡,有一天做梦梦见大阁屋檐倒塌砸到了行宫,醒来以后,他就命人在这个檐下支了8根柱子。

乾隆皇帝梦中一幕最终没有出现。但观音阁23米的通体高度,相当于现在的7层楼高。过去的千年岁月里,始终经受着大大小小地震的考验。

蓟州位于华北地震区的燕山地震带上,地震活跃。最近一次的强震,还属震中据此不足百公里的唐山大地震。当时,凌晨暗夜地动山摇,当地老人如今提起还心有余悸。

面对7.8级的唐山大地震,7层楼高的观音阁并无大碍,可在它正南方向380米的白塔就没这么幸运了。

在独乐寺的档案馆,工作人员为找到了1976年地震发生后独乐寺和白塔的历史照片。当时白塔塔身有一道明显的裂痕,独乐寺的围墙大面积倒塌,寺内很多明清时期建造的配殿砖墙脱落、檐柱受损,墙体出现大面积开裂。

7.8级的唐山大地震还不是观音阁经历的最大考验。在馆藏的地方志《蓟州志》中,还有一次后经测定高达8.0级的康熙十八年的大震记载。“天昏地暗,房屋倒塌无数,压死人畜甚多。”这也是北京附近历史上发生的最大地震。当时的文学家王世贞在笔记《居易录》中还特意留下了关于观音阁的记述。

据统计,现存的独乐寺观音阁,一千多年里共经历大地震28次,每次都奇迹般的安然无恙。

观音阁结构刚柔相济 立柱独具匠心

观音阁究竟为何能历经28次地震依然千年不倒?记者找到了相关的专家,一起探究这座千年木阁的抗震秘密。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丁垚教授长期关注研究独乐寺。在他看来,和中国传统木结构古建一样,观音阁的整体设计本身就有一定的抗震优势。

观音阁的平面约为长宽2:1的矩形,比较规则,中间空间最大,两边房间等比例缩小,结构更稳定,也能兼顾建筑的实用和美观。同时,刚性的斗栱层与柔性的立柱层相互叠加,使整体结构既有足够的刚性以防风,又有足够的柔性能抗震。硕大飘逸的屋顶增加了自重,也让观音阁面对地震更有底气。

作为辽代木构的代表作,观音阁很多细节设计都颇为精巧。走近看四周的朱红大柱,它们并不是垂直站立的,而是会向中心微微倾斜,这就是古人有意而为之的侧脚设计。

不仅柱子斜着站,仔细观察,这些柱子的形状也并非正圆形。每根粗大的圆柱两侧,会有意加上两根小的柱子,让原本就很粗壮的柱子受力面积更大,能更稳地承重。承重柱也并非只有一排,而是外檐柱18根,内檐柱10根,构成了一个大圈套小圈的回字形双层柱网。柱子间又通过梁枋斗拱等构件紧紧拉住,有效制止了柱头、柱脚的移动,让大阁的重量合理分布在“手拉手”的28根柱网上,历时千年,始终稳如泰山。

地震对建筑的伤害,不仅是上下震动,还会左右晃动。面对地震带来的水平方向破坏,观音阁也暗藏玄机。

宋淑云介绍,高层建筑一般在中部比较脆弱,特别是当地震来临的时候容易折损扭曲变形。古人非常有智慧,他们在观音阁的中间增加了一个暗层,表面上看观音阁是两层,其实中间还有一个暗层。

观音阁暗层有玄机 斗拱可减震

目前,观音阁的暗层和上层空间都没有对游客开放。为了带大家更好了解这栋千年木阁,记者在得到文物部门特别允许后,跟随专家一同进入了这些难得一见的特殊空间。

从外观看,观音阁只有上下两层,其实内部有3层。但沿着千年前留下的木梯拾级而上,到了2层就会看到一个独特的夹层空间。

俯身穿过一道仅1米来高的暗门,就仿佛穿越时空,进入到一片漆黑的暗层空间。与1层和3层七八米高的开阔不同,暗层高度只比成人高一点。

古往今来,暗层都是人迹罕至的空间,梁柱斗拱相互咬合拼接,厚重泥墙里的木骨秸秆,柱子千年前刀劈斧凿的痕迹都毫无掩饰。借助手电筒的光亮,这些尘封千年的印记被一一点亮,让古人的匠心袒露。与其他空间不同,这里不同方向增加了很多斜向支撑,让暗层处处都是三角形,更加稳定。仔细观察,这些斜向支撑也藏着小心思。

离开暗层,继续攀登,就到了观音阁的上层空间。这里豁然开朗,阳光倾斜而入,中心的观音塑像熠熠生辉。走近佛像,会发现中空的井口形状也各不相同。一层顶部的长方形,到这里变成了六角形,再到顶部变成八角形的斗八藻井。井口形状的变化,不仅巧妙增加了2层活动空间,也让大阁抗震结构更加稳定。

来到2层户外平台,抬眼就是硕大精巧的斗拱。蓝色方形木块,形似古代量米的工具为“斗”,绿色的外形似弓的长条视为“拱”。两者多重交叉形成“斗拱”,将硕大飘逸的屋檐撑起,可以起到防雨遮阳的作用。观音阁斗拱多达24种,共152朵,时隔千年,这些方斗与长栱错落有致,如同精密的齿轮,演绎着岁月的痕迹,也承载着建筑力学的智慧。

上世纪90年代,独乐寺进行了半落架大修,一层以上木构件全部拆下,检查修复后再照原样装回。那些因损毁被撤换下来的斗拱组件,在展厅里默默讲述着千年前的工匠技艺。

一千年前,古人究竟受何启发作出如此精巧的设计,上万个大大小小的木构件如何精密加工并运往高处精确组装,围绕观音阁,还有众多谜题待解。但这千年木阁早已蜚声中外,每年吸引海内外大量游客和建筑学者来此一睹芳容,让观音阁所代表的中国古人的建筑智慧传播四方。

来源: 央视网

决战云岭山水间——云南“战贫”影像志

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省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集结力量,聚合资源,向“贫困堡垒”发起总攻。历经多年鏖战,云南省基本完成了“两不愁三保障”硬任务,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新华网记者用镜头记录下一个个云岭大地“战贫”的瞬间,2020年国家扶贫日到来之际,一起通过影像回溯这段波澜壮阔的历程。图为航拍视角下的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孔当村,宽敞的街道、整洁的民居,在绿水青山的映衬下,如同一幅美丽的画卷,让人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与世隔绝的“贫困孤岛”(2019年11月8日摄)。(新华网 赵普凡/摄 念新洪/文)

脱贫攻坚战中,云南省严格落实“党政一把手负总责、五级书记抓扶贫”责任制,2015年以来,已累计选派近5万名驻村第一书记、19.47万名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大田村“F4”,就是这支队伍中的年轻力量。文山州广南县是全省9个尚未脱贫摘帽的县(市)之一,而大田村又是广南县一块难啃的“硬骨头”。2019年3月,国家税务总局文山州税务局的4个80后小伙来到大田村,担当起驻村扶贫任务。一年多来,4个年轻人从一开始被质疑“毛头小子来走个过场”,到获得了村民们普遍的信任和认可,在扶贫一线书写了别样的青春华章。图为大田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左起分别为谭敏、王俊伟、赵丹、郑明富。(2020年7月21日摄)。(新华网 赵普凡 摄)

曲靖市富源县戛拉村驻村第一书记计永波,是一名军转青年,他总是一身迷彩服,胸前别着党徽,身背水壶、挎包,进出农家院落、奔走田间地头。图为计永波在帮助贫困群众做农活(2019年7月18日摄)。(新华网 罗春明 摄)

怒江州福贡县子里甲乡亚谷村,是国家税务总局怒江州税务局对口帮扶的贫困村。怒江州税务局驻村工作队因地制宜,带领当地村民种植仿野生天麻,经过无数次艰难的探索,终于将天麻种植培育成亚谷村第一个开花结果的扶贫产业。图为怒江州税务局驻村工作队在天麻种植基地查看天麻长势(2020年5月16日摄)。(新华网 赵普凡 摄)

董文渊是西南林业大学筇竹研究院院长,他把20多年来的筇竹研究成果无偿传授给昭通市大关县群众,目前大关县筇竹种植总面积达35.55万亩,带动15.9万余人增收,其中3.66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图为董文渊团队在大关县筇竹种植基地做研究(2018年9月12日摄)。(新华网 赵普凡 摄)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对口帮扶普洱市和临沧市的拉祜族、佤族两个“直过民族”,2016年至2019年,累计投入20亿元,实施了基础设施、教育、产业等扶贫项目。图为华能集团实施的“直过民族”示范村建设项目——普洱市澜沧县马鞍山村民小组新貌,无人机视角下,犹如一匹奔腾的骏马(2020年6月13日摄)。(新华网 赵普凡 摄)

2020年云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截至4月,全省共有150万人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实现了“挪穷窝”“斩穷根”,创造了历史奇迹。怒江州福贡县阿地马底“搬迁记”,就是易地扶贫搬迁中的一个缩影。“阿地马底”为傈僳语,意为“没有一块平地的地方”,典型的“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2018年,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全组62户人家一起下山,搬进了阿路底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过上了全新的生活。拼版照片:上图为阿地马底村民余友邓一家在旧房前合影,下图为余友邓与妻子在搬迁点内合影(2020年5月13日摄)。(新华网 赵普凡 摄)

李德东的老家在昭通市鲁甸县新乐村,那里山高坡陡,自然条件恶劣,产业发展困难重重。2019年底,李德东一家搬入鲁甸县卯家湾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并承包大棚发展香菇种植,初步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图为李德东正在采摘香菇(摄于2020年1月14日)。(新华网 赵普凡 摄)

在曲靖市会泽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木城社区,搬迁群众“楼上住人楼下打工”,在家门口实现脱贫增收。图为木城社区居民在扶贫车间分拣豌豆尖(摄于2020年1月15日)。(新华网 赵普凡 摄)

培育和发展产业,是脱贫攻坚的根本之策。声势浩荡的脱贫攻坚战中,楚雄州大力发展彝绣,推进民族服装服饰产业化、国际化,彝绣产值从2013年的0.3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近2亿元,成为壮大脱贫产业的重要力量。图为楚雄州永仁县的一名绣娘正在刺绣(2019年2月20日摄)。(新华网 赵普凡 摄)

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献九当村的方新明家,在独龙江两岸的密林中种植了100多亩草果,每年少说也有四五万元的收入。近年来,独龙江乡依托丰富的林业资源,大力发展以草果为主的林下种植产业,带动独龙族群众脱贫增收,闯出了一条生态脱贫之路。图为方新明正在采收草果(2019年11月6日摄)。(新华网 赵普凡 摄)

丽江市玉龙县黎明乡大山深处,“藏着”一个叫美乐的村子,这里山川秀丽、风光怡人,但却因为交通不便、缺乏产业支撑等,一度成为全县最贫困的村子之一,“美而不乐”。2009年,美乐村开始大规模种植核桃,并逐步培育起了林下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2019年全村人均收入达1.25万元,贫困发生率降至0.15%,成了名副其实的“美乐村”。图为美乐村村民李胜林在将核桃去壳(2020年4月24日摄)。(新华网 李宁 摄)

玉龙雪山北麓、金沙江干热河谷,有一个种满油橄榄的坝子——大具乡。经过10多年的发展,作为“舶来品”的油橄榄在这里落地生根,种植面积已达1.1万亩,成为当地重要的生态脱贫产业,绿了荒地,也富了村民。图为几位村民前往油橄榄基地干活(2020年4月26日摄)。(新华网 李宁 摄)

曲靖市富源县90后小伙肖锐,家里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常年在外打工的他,于2016年返回家乡,进入富源工业园区务工,现在是一名领班,每月有5000多块的工资,还能陪伴家人。富源工业园区重点发展冶金(绿色水电铝为重点)、先进装备制造和化工产业,带动了一大批贫困群众就近就业。图为肖锐在车间工作(2020年3月27日摄)。(新华网 赵普凡 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是云南的宝贵财富和突出优势,也是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支撑。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曾经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当地群众长期以来靠毁林开荒艰难度日。近年来,当地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让贫困人口就地转为护林员或生态保护人员,不仅有效保护了生态环境,还让贫困人口实现就地就业、脱贫增收。图为航拍视角下,一名护林员正在通过独龙江上的独木桥(2019年11月7日摄)。(新华网 赵普凡 摄)

近年来,迪庆州建立健全社区生态补偿机制,妥善处理普达措国家公园建设与社区发展的关系,每年从旅游产业收入中拿出专项资金补偿周边社区,有效带动了群众脱贫增收。图为航拍普达措国家公园(2020年8月27日摄)。(新华网 赵普凡 摄)

“扶贫先扶智”,发展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之法。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独龙族整族帮扶启动以来,有序构建了从学前到初中的教育体系。如今,全乡6个村委会教学点实现全覆盖,适龄儿童入学率达100%,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达100%,巩固率达100%。图为独龙江中心学校的学生在做课间操(2019年11月9日摄)。(新华网 赵普凡 摄)

张桂梅是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她没有家庭、无车无房、一身病痛,却用大爱与担当,一次次地创造“奇迹”——2008年,她排除万难,在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创建起一所专供贫困家庭女孩就读的免费高中;12年来,她呕心沥血,帮助1800多名山村女孩圆了大学梦。图为张桂梅拿着小喇叭督促学生们上课(2019年10月16日摄)。(新华网 李宁 摄)

农加贵是落松地小学的一名老师,也是这里唯一的一名老师。坐落在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大山深处的落松地村,曾经是人们避而远之的“麻风村”,自1986年独闯“大山禁区”以来,农加贵一师一校坚守了34年,将110名学生送出了大山。图为农加贵正在给落松地小学的7名学生上课(2020年7月24日摄)。(新华网 赵普凡 摄)

“两不愁三保障”,其中一个“保障”就是基本医疗,数据显示,自2016年以来,云南省累计减少因病致贫22.51万户、89.08万人;全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全覆盖,实现应保尽保。在全省参与健康扶贫的基层医务工作者中,“单腿村医”李红奎是特殊而又平凡的一员。李红奎是大理州弥渡县青丰村的一名家庭签约医生,虽然右腿残疾,但他常年坚持走村串户,为300多名高血压、糖尿病、重度精神障碍等慢病大病患者提供服务,作为参与健康扶贫的一份子,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患者服务好,不要让他们因病致贫(2020年9月2日摄)。(新华网 赵普凡 摄)

“扶贫先扶志”,在脱贫攻坚战中,云岭大地涌现出了一大批“战贫斗士”“致富能人”,他们拒绝“等靠要”,带领乡亲们一起,闯出一条脱贫致富路。曲靖市富源县富村镇的“90后”农家姑娘侯佑林,就是其中一个。侯佑林曾经在昆明、义乌等地务工,2015年返乡创业,主营刺绣和手工艺品代加工,目前共开设有21个扶贫车间,带领当地3000多名留守妇女家门口就业,每月增收一百多万元。图为侯佑林(左二)在指导村民制作手工艺品(2020年3月25日摄)。(新华网 赵普凡 摄)

2018年,从昆明返回家乡丽江华坪创业的高玉楼、王娇尝试拍摄短视频,并以“乡野丽江 娇子”的用户名在各平台发布,通过两年多的用心经营,成了拥有上百万粉丝的“网红”。两人还通过“短视频+直播”的方式销售农特产品,曾创造过单条视频带来9万元销售额的纪录,不仅发展起了自己的小事业,还带动了周边几十户农民脱贫增收(2019年10月17日摄)。(新华网 李宁 摄)

大理州弥渡县栗子园村村民毕怀忠,虽然肢体残疾,但不服输的他艰苦创业多年,硬生生用一条腿闯出了一条脱贫致富路,现经营着一个集养殖和种植为一体的农庄,土鸡养殖规模近3000只,果园面积30多亩。毕怀中还成立合作社,带动周边村民发展种植和养殖业,实现脱贫致富。毕怀忠先后被表彰为“云南省光荣脱贫户”“大理州光荣脱贫户”。他说:“蹲在墙根晒太阳,等着政府要小康,治不了穷、拔不了根,人穷但不能志短,自力更生方能脱贫致富!”图为毕怀中在喂鸡(2020年9月3日摄)。(新华网 罗春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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