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国投的前车之鉴是否为城投的后事之师1988年国债卷值多少钱

XiaoMing 2025年03月03日 16:27 0

上周发了

《

投资踩雷50年之1998：广东国际信托破产

》

，想借当年的国投提醒下现在的城投信仰。然后某信托大佬读完说：

当年国投的发展史跟城投的发展史几乎一毛一样，不信你看看。

然后给我写了个对比稿。

正文是国投的历史，红字是城投的历史

，大家看看是不是真的是历史的轮回。

“国投”的前车之鉴，是否会为“城投”的后事之师？

投资本就是一个概率的问题，本文并非在预言城投债会出现违约或者展期，本文主要作用是提醒那些抱有坚定城投信仰的投资者，城投信仰并非是坚固的铁板一块，反而已经摇摇欲坠了。

新中国信托起源

1979年，在邓小平、叶剑英等高层领导的倡导和支持下，荣毅仁于1979年10月创办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也就是现在的中信集团。

虽然公司名叫信托投资公司，但具体做什么业务大家都不清楚。公司成立之初多以接待来华考察的外国人员，为国内外企业“牵线搭桥”为主。由于那时候由于没有写字楼、酒店业也以国宾馆和招待所为主，中信索性做起了房地产生意。投资建设了中国第一高楼北京国际大厦，这是中国第一座高档涉外商务办公楼。

房地产业务率先起步让中信卖出了第一步，而中信的快速发展则源于境外发债融资。

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各部门都铆足劲准备大干一场，国务院有关部门签署了22个成套设备项目的进口协定，共需外汇130亿美元。而 1978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仅为1.67亿美元。

那是一个动不动就“姓资姓社”的年代,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30多年,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状态已经深入人心，

国家向外资借款成了“向洋人借钱”，是万万不可接受的事情

。

国家22个重点项目之一的江苏仪征化纤一期工程因资金不足濒临停工。中信提出了由中信集团境外发债的解决方案。1982年1月，中信在日本成功发行100亿日元私募债券，使仪征化纤项目起死回生。

这使中信成为新中国第一家在境外募集资金的发债主体。

中信公司发债成功后，为国家建设对外筹措资金的重任落到信托肩上。信托的重任变成了一手对外融资，一手对内建设。

那时候的信托，和现在的“受人之托、代人理财”没有任何关系，纯纯的国家对外借款的“窗口公司”，一个投融资平台。

那时候的信托还有一个名字，叫“国投”。

现在还有很多信托公司沿用当年的名字，如“深国投”、“陕国投”、“北国投”、“国投泰康”。

（城市公司产生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的政府经营城市的大背景下。1991年，上海率先成立城投，之后，重庆、广东等省市也相继成立。1994年，分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矛盾逐渐出现，而地方政府为了实现“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纷纷开始成立投融资平台。在这一阶段，政府投融资平台只是个载体，自身并无资产，而是由财政部门、建委共同组建，公司资本金和项目资本金由财政拨款，其余以财政担保向银行贷款。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开始实施，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地方政府不具备发债的权利，也不具备直接向银行借贷的权利，便建立融资平台绕过法律规定进行融资，在这段时期，地方融资平台逐渐成为地方政府进行融资的重要途径。）

广东省“窗口公司”广信成立

1980年12月，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是广东省人民政府的全资直属企业。大家也经常会简称其为广信、广国投、广东国投。

公司成立之初即定位为广东省投资与对外融资的窗口

。

1983-1985年，广信先后与日、美、英、法等国38家银行签订了贷款协议，信贷额度超过 3 亿美元。1986、1987、1988 年，每年都向香港及欧洲等地发行大额债券。

而在整个 1980 年代，由财政部发行的中国政府主权债才只有一笔，就是1987年10月在欧洲发行的3亿德国马克债券。

国家对外债务融资均由各“窗口公司”进行。

1989 年，

广信被确定为全国对外借款窗口，并被称为广东省人民政府的“窗口公司”

。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中央政府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地方政府大力投资基建。2009年3月央行和银监会联合推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从此城投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基建的主力军和融资的主抓手。城投债的规模也从那时候开始逐步扩大。）

广信的辉煌

1980 年代末期，广信左手从外获得借款，右手对内开展投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成为以金融和实业投资为主的，拥有数百亿元资产的大型企业集团。它投资参与了三千多个项目，涉及金融、证券、贸易、酒店、能源、通讯等数十个领域，并在房地产业大肆投资，成为

“广东第一地主”

。

作为“广州地产之母”，

1988年，广信房产以2.808亿元中标竞得广州花地湾地块，楼面地价为218元/㎡

，这是广州第一个通过招标转让形式出让的用地项目。（这个事情大家mark一下，后面还能呼应上）

1992年，广信建成了其标志性建筑广东国际大厦，高达63层，不仅是广州地标，还是上世纪90年代大陆著名的第一高楼。

1993年，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和标准普尔，分别将广东国投评为BAA1和AAA的信用等级，

与中国国家主权评级比肩而立。

1994年5月，广信总裁黄炎田的照片登上了美国《商业周刊》的封面，被形容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届时，广信是仅次于中信的第二大信托公司。那是广信最高光的时刻，也是其由盛转衰的开端。

（由于城投带有隐含的政府信用，故融资非常容易。容易融到的巨额资金也促使了部分地方政府大搞政绩，超前基建。

贵州省独山县大设平台公司对外融资400亿元，绝大多数融资成本超过10%。打造“天下第一水司楼”“世界最高琉璃陶建筑”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盛极而衰

1990年代以后，信托业面临的政策环境也在变化。国家的对外引资战略有所调整，

开始更多地发行国家主权债

。

1995年国家更明确规定，

地方政府不可自行举借外债，政府也不能再为窗口公司提供担保

，并决定对外债实行全口径管理。这样，广信这类窗口公司不再拥有原来的特殊地位。标普将广信的信用评级降为BBB级。

（2014年5月20日，国务院出台《关于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意见的通知》规范政府举债融资制度，

指出要建立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

。同年10月2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明确规定“

政府债务不得通过企业举借，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

”。）

由于广信盲目投资，乱铺摊子，在多个项目上投资失败，其不良资产也在逐渐累积。

多年以后司法部门调查发现，“1992年以来，广东国投公司由于

经营管理混乱，存在大量高息揽存、账外经营、乱拆借资金、乱投资等违规经营活动

。”

一些细节则触目惊心：连公司高管都不知道旗下到底有多少家子公司；27家境外公司甚至完全没有报表资料；某高管一张白条划走50万美元，事后才补办转贷手续；美洲公司高管到美国后生了3个孩子，竟连买纸尿布的钱都在公司报销……

（独山县每年财政收入不足10个亿，却通过高达400亿的债务建造了水司楼、香港科技城、独山大学城、盘古庄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绝大部分项目均烂尾。

2019年12月5日，独山县委原书记潘志立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案在安顺中院开庭审理。潘志立被控为他人牟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滥用职权，擅自决定低价出售国有土地，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处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独山县原县长梁嘉庚，也因受贿罪获刑10年，并被处罚金100万。）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广信逐渐进入还债的高峰期。由于经营不善，严重资不抵债，广信不得不采用“借新还旧”、“借短还长”、“借高还低”的办法加以应付，利用信托牌照优势大肆向自然人以高息吸收存款。

（部分城投公司由于经营不善，严重资不抵债，不得不采用“借新还旧”、“借短还长”、“借高还低”的办法加以应付，甚至利用“伪金交所”、“伪私募”等非法手段向自然人募集资金。在标准化市场债券也大搞结构化发行，通过质押式协议式回购等形式募集资金。）

1998年是广信的还债高峰年，广信到期外债超过12亿美元。当时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国家为确保中国的对外经济安全，开始加强对外汇市场的管理。由于广信存在违规嫌疑，中国人民银行调查小组在1998年6月份进驻广信，广信债务危机随即被揭露。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广信破产清算组组长刘昆回忆说：“当时广信及其在海内外的下属公司，三天一个电报，五天一份传真，向广东省政府紧急报告面临的巨额支付危机。

（截止2020年9月末，超过40家城投公司的商票逾期，里面不乏江苏常州、江苏泰州、山东淄博、滨州等一些经济发达省份的城投主体。

2022年8月29日，清算所公告称未能足额收到兰州城投应支付的“19兰州城投PPN008”的兑付资金，无法完成债券付息兑付。

但当晚20：30银行大额付款通道开通后，兰州城投及时将利息付款至PPN专户，完成了兑付，未构成实质性违约，给投资者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也让市场再一次相信了城投的刚兑信仰。

但从本质上看，兰州城投未能在下午5点前将兑付资金划转至清算所，从该角度来讲可认为是技术性违约。）

1998年10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鉴于广信不能够支付到期债务，从即日起实施行政关闭。并由中国人民银行组织清算组，对该公司进行关闭清算。

1998年10月6日，人民银行宣布对广国投实施为期三个月的行政关闭清算。

在此期间，广国投的经营乱象彻底暴露，迫使广东省政府放弃了重组打算——据称重组的代价高达370亿元。

期待刚兑

广信数百亿元人民币的债务80%以上借自包括日本、美国、德国、瑞士、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130多家著名银行。广信问题一开始便在国际金融界掀起轩然大波。

1999年3月，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针对日本记者有关广信事件的提问曾有如下回答：“广信申请破产这件事情，是中国金融改革过程中的一个个别事件。它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信息：

中国政府不会为一个金融企业还债，如果这个债务不是由各级政府所担保的话

。这就是说，外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对这些金融企业进行贷款时，必须进行风险分析，审慎从事。大多数舆论都认为中国这种做法坚持了金融改革的原则，符合国际惯例。”

1999年7月，日本首相小渊惠三访问中国，与中国总理朱镕基会谈时，曾特别提及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广信）破产之事，并指出这是中日之间严重的双边问题，影响深刻，要求中国妥善处理。日本外交一向奉行政经分离，一国之首却对个别企业问题表示关注，这是非常罕有的事。

针对日本方面的异议，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说，

中国的中央政府并未为广信提供担保

。他承认在过去的时间里地方政府在行为方式上确实有干预金融业的情况发生，但中央政府已经坚定不移地实行政企分开，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行重组，对重组无效的实行破产显然是项重大改革。

（目前的城投债均未获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担保，也一直在发文件厘清关系。2017年4月《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中指出：“融资平台公司在境内外举债融资时，应当向债权人主动书面声明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

破产清算

广信东窗事发后，广东省政府曾计划拨款80亿元拯救广信，债权银行也已同意放宽期限，但中央政府仍然采取了关闭广信的措施，向市场传出了明确讯号：

以后中央政府不会再对金融“恶瘤”进行输血挽救,而将予以彻底根治和铲除。

同时也意味着由以往国家包揽“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理方式,改变为依据《破产法》、《公司法》处置,金融机构和存贷者也要共担风险。

广信破产清算历时4年，2003年2月28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吕伯涛宣布：广信破产案终结破产程序。经广东高院、广州中院、深圳中院审理，广信及其3个全资子公司广东国际租赁公司、广信发展公司和广信深圳公司的破产清偿率分别为：12.52%、11.5%、28%和19.48%。

对于广信违规吸收的涉及2.5万人、总额达7.8亿的居民个人存款，由广东省财政厅垫支资金，在有关法院受理广国投破产案前，以中国银行名义收购储户的债权，向储户支付存款本金，但利息不予偿付；对于存款超过50万元的居民个人的债权,需经有关部门组成小组甄别批准后，支付本金。（没错当年信托公司是可以吸收存款的，而小额存款还是一直有保护的）

广信的破产，引发了一场广东金融大整顿，同时拉开了我国信托业第五次大整顿的序幕。

从此，中国信托业与银行业、证券业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这次整顿于2001年结束，全国信托公司的数量从数百家降到了68家。

广信破产是中国首家金融机构破产案，打破了我国金融机构不能破产的信仰。给中外债权人都做了一次代价昂贵的“风险教育”。

（2018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对严重资不抵债失去清偿能力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依法实施破产重整或清算”。）

最后的回响

广信破产最后的故事，也为大家所熟悉了。

2017年，在广东高院第一次裁定广信终结破产程序14年后，广信旗下的不良资产包被万科以551亿元拍得，成交价比广信破产时总资产的2倍要多，让债务得以偿清。

这块地，就是1988年广州第一个通过招标转让形式出让的用地项目，广信房产以2.808亿元中标竞得的广州花地湾地块。楼面地价由1988年的218元/㎡，跃升至2017年的41582元/平，足足翻了190倍。

随着这场拍卖完美结束，也表明跨时近20年的广信破产案终于画上句号，2021年2月2日，广东高院裁定全面终结该案破产程序。

借着中国地产的东风，当年的债权人终于在20年后收回了本金。

（20年，遵义城投银行贷款展期也是20年。20年以后的100块本金折现到现在还能值10块钱么？）

总结与反思